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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看电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影院在上海普及。一封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手写信中提及,“今天午后,我因为无聊,去卡尔登看了一张影片”。这封信写于1927年4月13日凌晨3点,即便是风云突变的时局中,看电影仍旧是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构成。郁达夫提及的“卡尔登”即为卡尔登大戏院,在当时被称为“上海话剧大本营”,亦有电影放映。1931年第62期《良友》杂志刊登的上海21座著名影戏院中,卡尔登大戏院即名列其内。
电影于文化发展有其重要性,正如郁达夫在《电影与文艺》一文中说,“二十世纪文化的结晶,可以在冰淇淋和电影上求之。”他亦在《如何的救度中国的电影》一文中提出:“我们要极力的摆脱模仿外国式的地方,才有真正的中国电影出现。”电影工作的现实意义也逐步增强,1933年3月,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其成员有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上图展览展出阳翰笙写于1983年的《左翼电影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初稿,时年81岁老人的厚重字迹里,点明“党的电影小组”的历史作用:“中国电影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进步的,健康的,反帝反封建的电影,便逐步地大量地出现在中国的影坛上了。”
纸张因时间而泛黄、变薄,笔迹尽管墨色渐褪却依然有力,夏衍分别改编自茅盾、鲁迅同名小说的电影剧本手稿《林家铺子》《祝福》也被展出。电影《林家铺子》片头是摇橹入镜,片尾是小船驶过留下一条涟漪,革命性、艺术性、民族性在这里融合。夏衍认为:“把‘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重新出版或者改编成别的艺术形式,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的文艺园地更加丰富多姿,百花竞放,另一方面更可以使我们年轻一代的人通过文艺形式,体会到一些过去了的,那个苦难时代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斗争和历史。”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交织亦是当时的电影工作者关注的核心命题,中国有声电影的发达离不开音乐,《义勇军进行曲》也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被介绍到广大民众面前。此外,电影是对民族音乐遗产的重新发掘,贺绿汀所作《中国音阶及民族调式问题》曾发表于《文汇报》,而他作为影片《古塔奇案》的插曲《秋水伊人》的词曲作者,在乐谱中仔细写下中国古典文学词句,如“更残漏尽”“难耐锦衾寒”“点点的鸦阵”等,旋律使用民族音乐的调式,用传统音乐元素唱出了时代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