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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智技术与互联网逻辑深刻重塑传媒生态的背景下，主流媒体的转型已从初期的渠道拓展与形态融合，迈向以“系统性变革”为核心的深层演进阶段。这一进程始终在清晰的政策脉络指引下逐步深化。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介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政策重点持续聚焦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置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位置，标志着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提升至服务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到了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明确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将其作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的核心抓手。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强调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未来五年媒体在数智时代的深度变革确定了方向。
从媒介融合到体系构建，再到系统性变革，这一系列政策话语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宏观战略的重大跃迁。如果说体系构建是媒体融合的基础阶段，其核心任务侧重于完成渠道整合、平台搭建等硬件配置与基础布局，是主流媒体在传播格局重塑中应对“破局”求存的关键一步，那么深化系统性变革则对媒体融合提出了更高维度的要求。它标志着改革的重心已从外在的架构搭建转向内生的机制创新，要求媒体在已有的“破局”成果之上，开展面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重塑、内在逻辑优化与价值生态构建，从而真正实现“立势”发展。本文立足于此，旨在系统梳理主流媒体在“破局”阶段所展现的实践图景，深入剖析其在理念、组织、内容、技术、生态等维度的关键突破；并以此为基础，紧扣深化系统性变革的宏观要求与时代内涵，前瞻性地探寻主流媒体在“立势”新阶段的深化策略与核心路径，以期为新时代主流媒体的高质量发展与传播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照。
新华社于2023年推出的“智能编辑部3.0”，不再满足于技术层面的流程优化，而更注重人与智能系统的协同创新，并推动媒体生态的开放共建。在实际应用中，其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已能高效产出多语种财经快讯，AI合成主播也实现了全天候播报，展现出技术深度融入新闻生产的现实图景。尤为关键的是，这一版本主动打通政务与公众的数据接口，将新闻生产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治理网络，标志着主流媒体从“内容提供者”向“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角色跃升。
尽管资源有限，地方主流媒体也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开发的天目新闻客户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推动组织结构和考核机制的改革；河南广电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通过短视频矩阵连接市县融媒体中心，建立了一个省级统筹、区域合作、深入行业的传播联盟。这些实例表明，主流媒体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知：传播不仅是目的，更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起点。无论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各地的融媒体中心，在过去一年里都展示了构建服务型媒体、打造智慧传播基础设施的理念，展现了主流媒体正努力拓展自身边界，迈向更广泛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进程。
第一，体制机制突破，实现高层级协同。温岭融媒体中心作为县级融媒体的典范，展示了这一过程。温岭通过拆除广播与电视之间的物理及职能壁垒，在顶层设计中引入了包括编委会、管委会、经营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在内的“四委协同”机制，这些委员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资源共享。这不仅解决了以往采编与经营脱节、技术支撑不足的问题，还构建了一个涵盖内容、技术和市场的闭环体系。特别是在基层治理报道中，“四委”联动确保了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增强了主流媒体在当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第二，扁平化协作，打造敏捷型团队。面对快速变化的网络舆论环境，主流媒体正努力消除内部层级障碍，整合资源以形成更敏捷的组织形态。“四川观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了传统频道、频率和新媒体部门的界线，组建了一个跨部门融合团队，并设立了统一的内容生产中心和数据调度平台，在策划、制作和运营过程中，不再局限于特定媒体类型，而是根据热点或重大主题动态组合团队，实现了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分发。这种基于项目的柔性组织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响应速度和传播效率。
首先，人工智能已深入融合进内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不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激发创意的重要伙伴。例如，川报集团开发的“若水”省情语料库，汇集了超过1800万条高质量文本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如“行云公文助手”等智能平台，实现了从数据收集到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人工智能融媒创新实验室则推出了“选题智能体编辑部”，可以自动捕捉热点事件并生成新闻短视频，将制作周期从半天缩短至十分钟，使记者能够专注于挖掘故事背后的情感与深度。
其次，互动参与式新闻的兴起标志着价值叙事的重要转变，即从宏观概述转向微观体验，极大增强了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共鸣。主流媒体利用AIGC和人脸融合等交互技术，将国家战略、城市发展等宏大主题转化为用户可亲身体验的沉浸式项目。重庆华龙网推出的AI互动产品《太绘啦！这是我的8D魔幻新重庆》，让用户成为城市设计师，创造属于自己的虚拟场景，吸引了超千万用户的参与，网络总播放量达到了2亿次以上。这种做法成功地将政治话语转换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叙述。
最后，在国际传播方面，主流媒体通过叙事创新和资源整合，努力推动城市品牌的国际化，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向文化交流的转变。江苏无锡的“无锡故事”国际传播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以英文呈现的图文报道，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无锡，遇见你》等纪录片，展示了无锡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代风貌。这些作品采用了年轻化、视觉化的表达方式，有效跨越了文化障碍，向世界展现了无锡这座城市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独特形象，为构建开放包容的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首先，AIGC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系统性地改写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等重大项目中的实践为例，“AI+XR+5G”的集成应用已远非视觉奇观的堆砌，AI不仅高效完成舞美视觉的快速生成与迭代，更深度介入XR内容的实时渲染与播控环节，实现虚拟场景与真人演员的无缝融合。这种“智能驱动”的生产范式，标志着主流媒体已具备规模化生产高规格、强沉浸感智能内容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既有传播形态的一次根本性重构。
其次，智能算法正深刻重塑内容传播生态，推动媒体从“融媒”迈向“智媒”的质变。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技术工具的升级，更体现在对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全流程逻辑的重构。正如华为云专家所指出，新媒体产业正在经历从“AI for Media”到“Media by AI”的范式转移——AI不再仅是提升效率的辅助手段，而日益成为内容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分发环节，算法推荐机制与专业编辑判断深度融合，在精准匹配用户偏好与优质内容的同时，既提升了传播效能，也助力主流价值实现更广覆盖，构筑起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智能传播新生态。
最后，数字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革新内容呈现方式。2025年百度世界大会上发布的“实时互动型数字人”，实现了从接收信息到反馈响应仅需2秒的低延迟交互，并能同步生成语音、表情与肢体动作。此类数字人不仅具备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还可识别他人行为、理解语境中的潜台词，展现出类人的交互智能。作为多智能体系统的典型代表，其依托多模态精准对齐技术，确保口播文本、表情与动作的高度协同，标志着智能内容呈现迈入具备思考与执行能力的新阶段。
在平台经济维度，主流媒体的全网传播策略揭示媒介生态的结构性变革。2025年，主流媒体已突破“自建平台—自有渠道”的封闭逻辑，转而与社会化平台形成战略协同。抖音“DOU看见城市”计划通过算法技术共建本地内容池，提升公共服务类内容的精准触达效率；小红书“城市号”体系则构建生活方式类内容矩阵，增强年轻用户的传播渗透力。这种互补式共生关系的本质，是主流媒体在数字时代重构权威性与影响力的新范式——既借助平台扩大传播半径，又以内容专业性为平台注入价值导向，形成“技术赋能+价值引导”的生态平衡。
近年来，中央关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权威论述反复强调，必须在“系统性”上做文章，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并以互联网思维统筹资源配置，推动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与运营模式的深层重构，最终构建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意味着，媒体转型早已超越建几个客户端、运营若干账号的表层修补，而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大框架下，重新锚定自身在意识形态安全、公共服务供给与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中枢角色。
从时间坐标看，2024年被多份权威报告视为“媒体融合第二个十年”的起点，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引爆新一轮变革的关键节点。《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4）》明确指出，6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成为驱动媒体融合迈向现代化的新质生产力，融合进程已由“相加”“相融”加速迈向“深融”与“智融”。这一判断揭示了一个深层转向：进入“十五五”周期，主流媒体的理念升级不应止步于行业内部的技术适配或流程优化，而应立足新质生产力，将智能化转型纳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政策层面亦同步发力。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人机融合的“人工智能+”生态，并将新闻传播列为重点应用场景。这为主流媒体开辟了一条从被技术驱动转向主动嵌入国家AI战略的新路径——其核心并非简单套用AI工具，而是将“AI+传媒”升维为涵盖政务、产业与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在“十五五”期间，主流媒体应前瞻性布局若干标志性项目，使其智能化升级与数字中国顶层设计同频共振，真正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战略跃迁。
首先，推动组织架构由应对型向原生型变革。“十四五”期间设立的“融媒体中心”多采取“特区式”运作模式，“两张皮”现象依旧存在。展望未来，必须突破以渠道为中心的传统垂直结构，转而构建以数据和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平台型”中台。2025年，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展示的AI编辑部或智能生产引擎，不仅体现了技术赋能的重要性，更激发了组织再造的需求，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敏捷生产小组和新型内容创作单元。这种智媒原生的组织形态，构成了支撑改革深化的结构基础。
其次，资源配置应从增量倾斜转变为存量激活。过去，媒体融合往往依赖于增量投入，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为此，机制立势需要勇于触及现有资源的调整。一方面，预算和编制应更加注重智能化导向，从按渠道分配转向按效能配置，优先支持AI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系统性地激活数据资产。2025年的《传媒数据标准化研究报告》等行业动态显示，主流媒体正从简单的“数据仓库”管理迈向“数据要素”治理的新阶段。例如，上海报业集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探索数据资产管理机制，利用AIGC技术将大量历史资料转化为可评估、增值的新型资产。
最后，建立评估体系时应从单纯的流量考核转向综合价值考量。长期以来，新媒体的评价标准过于简化为“点击量”，导致严重的流量焦虑。然而，主动引领的战略理念要求配套新的考核机制。前瞻性的治理体系应当采用“综合传播力”的评估模型。例如，2025年部分省级媒体试点的“四力”智能评估系统，不再局限于阅读数，而是全面衡量内容的舆论引导效果、触达深度及其价值贡献。这一新机制将引导采编团队从单纯追求流量转向创造实质性价值，鼓励符合新时代生产力需求的深度内容创作。
首先，思想引领作为灵魂，重新定义话语体系的方向。新型的话语体系首要特征在于其主流性，关键在于牢牢把握思想引导的高地。面对信息过载和价值观多样化的舆论环境，主流媒体肩负着如同定音鼓和压舱石般的重任。根据“十五五”规划建议，主流媒体应将新时代的思想理论、核心价值及国家战略转化为易于感知、引起共鸣且能激发共情的时代语言。例如，湖南日报社的《寻找威廉·泰勒》报道不仅获得了广泛共鸣，还得到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全球推荐。这表明，专业、正气以及鲜明的价值观构成了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但这些优势需要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来增强用户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其次，情感连接作为脉络，增加话语体系的温暖与共鸣。构建新型的主流话语体系要求我们从高高在上的说教转变为平视对话，将宏大的叙事转换为个体能够理解的情感体验，以此强化共识。全媒体时代下，话语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其正确性，更取决于亲和力。以2025年九三阅兵报道为例，新华社发布的现场图片迅速占据热搜榜首长达30小时。这种现象级传播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转变了思维方式，不仅提供了权威的图像资料，还注重向网络提供丰富的情感价值。
最后，主流媒体需高度警惕AIGC潜藏的伦理风险，主动实现从内容生产者向事实守护者的角色跃迁，深度参与数字生态的治理。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必须以“AI规制AI”——未来技术竞争的关键，不在于谁的生成模型产出更快，而在于谁的事实核查系统更精准、更可靠。为此，主流媒体应率先布局，推动AIGC内容识别、数字水印嵌入、区块链溯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落地，构建权威、高效、可信赖的公共事实核查基础设施，切实筑牢社会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石。
整体来看，深融立势并非对既有融合成果的简单延展，而是在“十五五”规划指引下，推动主流媒体迈向系统性、可持续变革的新阶段。从理念更新到机制再造，从话语体系重塑到智能治理深化，再到多元经营模式的拓展，主流媒体正以更主动的战略姿态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数字中国建设全局。可以预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渗透与公共服务需求的持续扩容，一个理念先进、内容向善、经营稳健的全媒体体系将加速成型，为新时代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传播支撑。